汪建辉小说《中国地图》出版

 

绘出中国人的精神地图— 汪建辉小说《中国地图》出版

蔡楚报道

“这是一幅国家的精神地图。一部世俗化的史诗，对历史的滑稽模仿和小说溶于一体，历史事件天衣无缝地锲合进小说中。”中国作家汪建辉的长篇小说《中国地图：一幅中国人的精神地图》，日前由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。

这本书讲述了一个地主的两个儿子的命运：一个是出生于1949年以前的哥哥。因父亲──老地主──在***刚刚夺取政权时被枪毙了，为了报仇，他填了一张表，加入了一个特务组织。从此他一生都在等待着组织的任务，可是始终也没有人与他联系，他有时会觉得绝望，有时又想着自己是一个大特务，因为最重要的任务总是会留给最重要的人去做。就这样，他一直顽强地坚持了下来。这其间，他有过许多的机会，如果他选择了，那么他就可以过上一般意义上的好日子。可是他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，一直过着特务般东躲西藏的日子。时间一直到了 2000年以后，他也很老很老了。有一天他彻底的绝望了，怀疑自己不是特务，只是这一生就要走到尽头了，想要回头已经来不及了。只有确定自己是特务才不枉此生，于是他便到公安局去自首，要求政府把他当做特务抓起来……

另一个是与共和国同年同月同日（1949年10月1日）出生的弟弟新国。他一开始还保持有一分纯真，后来随着自己慢慢地长大，介入到社会的这个大染缸之中，与时代一起进步。渐渐的变得势力而虚伪，因为这种变化，他的日子越过越好，前途也越来越光明，一直到当上了法官。最后，是在法庭上他的哥哥站在他的面前，要求他将其判为特务。弟弟虽然在法庭上认出了哥哥，但是为了自己的前途与所谓的法律公正，他还是没有认这个哥哥，并将其定为是杀人罪，执行了枪决。

小说通过特务的独特视角，将1949年以后中国所有的政治事件串连起来，让“特务”来经历了***中国所发生的真实的一切：土改、人民公社、反右、大跃进、文革、恢复高考、包产到户、严打、**、邓小平南巡、三个代表等等，使整个中国的现代史如长卷一般，通过小说中人物的命运，逐一地清晰地在眼前呈现，提供了除文学本身以外的一幅新中国历史全貌。

“特务”像是一个象徵符号，见证中华民族所经历的苦难，但同时也是中华民族自身的象徵。“特务”有理想，一生都潜伏着等待任务，要干番大事业以复杀父之仇，但后来他不得不以杀人来证明自己是“特务”：“请判我特务吧，否则我一生都白活了”。每一个经历过这个时代的人读这本书，都在读自己的故事。

 在结构上，作者采用了类似地图册的手法，前后互为补充、互为对照，在阅读上给读者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感受，是一次智慧的开启。手法上有诸多的后现代的拼贴、反讽、荒诞，也创造出了新的可读性标准。

作者汪建辉，1966年生，男。中文独立作家笔会会员。出生后一直生活在福建省中部的一个小城。1988年初辞职到北京编辑一份民间的文学报，1989年参加了六/4运动。同年6月底，离开北京后在安徽省宿松县被抓，并被以“反革命煽动罪”为由劳动教养一年。出狱后意识到诗歌已经不能够完整、清晰的表达自己对社会及生活的理性思考，于是开始由写诗转向小说和随笔。所写的文字绝对于正义及人性的本质有关。不想成为大众的偶像，因为害怕与大众打交道。现定居在四川成都。 

---

被遗忘的真我—–推荐汪建辉长篇小说《中国地图》

作者：胡平

有的小说，单单是构思的奇特就决定了它的成功。例如《阿Q正传》，《好兵帅克》，《唐吉珂德》。我相信，四川作家汪建辉的长篇小说《中国地图》也是如此。我刚刚读完第一页，就忍不住拍案叫绝。

一个年近七十的老头，在公安局门口犹豫了一阵，终于走进去，坐在公安局接待室昏暗的灯光下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而后平静地说：「我是来自首的，我坦白交待，我是一个特务」。

「特务」办案人员吃了一惊，精神也为之一振，他向四周望了望确定没有可疑的人，对这个年近70的老头说：「说具体一点」。

老头说：「政府，你们抓我吧，我真的是特务。我填过表格，宣过誓效忠国民党，等待著任务，准备著，一生都在做著准备。虽然没有接到过命令，没有传递出情报，没有参加过暗杀、爆炸、绑架、破坏，但我确确实实地是一个特务。我的心是一颗特务的心，我的身体是特务的身体，我这一生──50年来都在准备著为我的事业献身。开始的潜伏是痛苦的，难熬的，我每天想的都是立功、授奖。后来随著时间的推移，我越觉得自己潜伏的越深，觉得自己的作用会越大，份量越重。大的特务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候才会跳出来，干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，这才是潜伏的价值，十年磨一剑，一剑断咽喉……我等待著……我时常一个人偷偷地笑著：一个大特务随时都有可能跳出来在你们的面前出现。可是到了后来──现在，我已经老了，就快要走不动了，有一天有一个念头忽然出现在我的脑海：我是否是被遗忘了这世界每天都有东西被遗忘，每一个小时，每一分钟，每一秒钟都会有东西被忘却，而我的特务身份是否也在这其中的某一个时间里被遗忘了。我很害怕，我就要死了，如果我真得被忘却了，那么我这一辈子就彻底地白活了，做了那么久的准备，受了那么多的委曲、惊吓……这一切都成!了虚无……白白地……所以，我请求政府把我抓起来吧。我老实交待，我是特务……」

这是多么可怕的故事，多么荒诞的故事！一个人用假面具度过了整整的一生。他隐姓埋名，改头换面，担惊受怕，忍辱负重，在生活中处处说违心的话，做违心的事。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目的，一个要在未来实施的目的。可是到头来，那个目的没有了，这样，过去所做的一切也就都失去了意义。他的一生不但是白活了，而且是活反了；没有活出自己，而是活成了别人，而且还是自己拒绝的别人，还是和真实的自己截然相反的人。

问题是，当他意识到这一点时已经晚了，他已经老了，「快要死了想要再回头也来不及了」。事到如今，他「惟一的希望就是让一个部门证实我是特务」。「只有成为了特务，我这一生才没有白过，才会有历史的价值」。可是，公安局不相信他的自首，不相信他是特务，因为他从来没有做过特务的事情，一无人证，二无物证。过去五十年的潜伏是如此成功，以至于到后来他想让别人知道他是特务都没人信了。公安局的人不相信他是特务，只觉得他是神经病。

他没有办法，只好去杀人。他想通过一件犯罪行为证明自己。可是公安局只把他当作刑事犯，还是不把他当特务。他苦苦哀求公安局改判特务罪，「我请求政府判我特务罪，这对你们只是在判决书上改几个字，只是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，就算误判吧。可是这五十年以来，你们制造的冤案你们数得清吗？有谁能做做好事、数数看看……你们就成全了我这个老人吧，判我是特务吧，这对你们也许只是一次小小的误判，可是对于我，却可以决定我的一生是正确的一生、不悔的一生。我这几天总在想，如果我这一生不是为了特务这个目标，只要随便抓住那个机会都可以生活的很幸福，比如说我做过人民教师、我还当过干部、我也有过妻子、最后我还可以成为一个破烂王，可这些我都放弃了，我把它们一个一个亲手抛掉了。政府，判我是特务吧……判我是特务吧……判我是特务吧……否则我这一生就白白的浪费掉了。是一个虚无、黑洞、白纸……政府，判我是特务吧……判我是特务吧……判我是特务吧……」

最后，他被处决，以刑事罪、以杀人罪被处决。他的特务身份至死也没有得到承认。曾经一度，连他自己都疑惑起来：我真的是特务吗？我真的填过那张特务表格，参加过特务组织吗？抑或那只是一个梦，一个幻觉，一个骗局？

亏得汪建辉能想出这样一个故事！太离奇，太荒诞，又太平凡，太真实。在某种意义上，这个特务老头的悲剧也是当代我们每个中国人的悲剧。在xxxx下，我们都戴著假面具生活，用假面具掩盖真面目，然而问题是，如果我们的真面目始终不曾公开显示过，如果我们显示给别人的永远只是假面具，我们如何如能证明那个显示出来的自我不是真实的自我，我们如何能证明我们在假面具之外还有一个真面目？我们的真实的自我由于埋藏得太深太深，以至于被遗忘，等同于消失，等同于不存在；而那个伪装的自我，虚假的自我，由于它占据了我们整整的一生，到头来就变成了我们自己，变成了真实的自我。小说中的特务老头，为了使自己的真实身份得到承认，宁肯抛弃平静的生活去公安局自首，宁肯让公安局把自己抓去判刑。可见，人追求生活意义的意愿是何等强烈，人要求被承认的意愿是何等强烈。这部小说最令人悲哀的地方倒不在于主人翁最后被处死，而在于他的真实身份到死也没有得到承认。

在生活中，有许多假信徒也像真信徒一样说话行事，以至于到头来和真信徒没有两样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真假之间还有甚么区分呢？这种区分还有甚么意义呢？你自己认为你是甚么人，这一点其实并不重要。重要的是你表现出来是甚么人，重要的是别人认为你是甚么人。

假如说人的一生首先就是要成为你自己，而我们的悲剧则是我们没有成为我们自己。对大多数人而言，我们甚至不知道甚么是真实的自我。在这一点上，我们还比不上那个特务老头。特务老头始终清楚自己的真实身份。他知道甚么是真实的自我；而我们大多数人的悲剧则在于，那个真实的自我在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就被扭曲了。我们从来就不知道甚么是真实的自我，我们一直浑浑噩噩地活著，因此不觉得有甚么真我和假我的尖锐冲突和内心分裂，因此，也就不像特务老头那样有那么强烈的不被承认的痛苦。读《中国地图》是一种强刺激，它使读者猛然醒悟到自己生活的虚假与荒诞。读者不能不反省自己的一生是否真实。

如果不是在垂暮之年写了那本《思痛录》，谁能知道真实的韦君宜？如果不是在「**」后说出「决不在刺刀下当官」并破门而出写出了一篇又一篇弘扬自由主义的雄文，李慎之给世人留下的印象无非是一个政府学官而已。

《中国地图》这部小说是一个深刻的政治寓言。它揭示出极权社会中人们生存的虚假性、欺骗性和荒诞性。这部小说的另一深刻之处是，它让读者从一个特务的角度看世界，看五十年的中国。作者通过特务老头五十年的遭遇写到共产中国五十年的历史，这也是一部相当独特的当代中国史。

《中国地图》一书的作者汪建辉是福建人，因参加八九民运作过几年牢，后来在四川成都工作和定居。现在是中国独立作家笔会成员。《北京之\春》杂志发表过他的一篇文章，用的是他女儿的名字汪一众。文章的题目是「清醒者永远不可能再醒来」──单单从这个标题你就可以掂出它的份量。汪建辉的作品大都能从中国独立作家笔会的网页上读到。这部《中国地图》完成于2002年，目前还没有正式出版，我是在网上读到的（多亏了互联网）。这里，我向大家热烈地推荐这部杰作，同时也希望有眼力的出版社早日将它出版。 

大陆著名异议作家廖亦武说：「老汪不出名，上帝就瞎了狗眼。」

---

文学特务汪建辉 

——为小说《中国地图》所作的序言

廖亦武/文

不知不觉，认识老汪已十几年了。

记得十几年前的某一个下午，民运战士刘贤斌来到我家，几口茶水下肚，就说要给我引见一位作家。于是五六个不速之客一块去找老汪混饭。当时老汪家在五楼，才10来平方米，却养了两个人两条狗。老汪的床造得像座拱桥，睡觉得搭梯子上顶，而日常的精神活动却在床下，比如写作、打电话、发呆等等。286的老电脑在床底深处，加上老汪总是深夜下班，还要猫着手脚，钻入床底，过一番秘密写作的瘾，所以很容易让人误会是台湾特务在嘀嘀嗒嗒发报——可巧了，他这次要出版的小说，主角也是个特务。

当然，老汪写的是老牌特务，几乎是这个国家一诞生就潜伏下来，等待着指令，伺机颠覆这个国家。可时光如水，时代更替，敌对双方的工作中心都转移了若干回——他被遗忘或抛弃了——于是他只能去公安机关自首，以唤醒并证实自我存在的意义。这个故事在我们周围具有普遍性，我坐牢时，隔壁监房就有一个60多岁的老特务，也是潜伏多年，好不容易等来了海外“恢复组织活动，发展成员，并搜集政治和经济信息”的指令，可刚一露头，即被一网打尽。此老特务的代号“飞鹰”，上校军衔，手下成员两位，一是自己的情妇，一是自己在工厂的徒弟；搜集的所谓“情报”，不过是公开流通的报刊摘录。

“飞鹰”在狱中很和善，很认命，似乎寻着了归宿。我琢磨他落网的原因，极有可能是隐藏得太久太深，做特务的手艺已经生疏；或因世道变化太快，没跟上潮流。

“飞鹰”是否比老汪书中的特务更幸运些？如果他没死在狱中，出狱后又去找谁来证实自我存在的意义？我四舅是国民党的战犯，坐牢20几年，1999年去世之前，也曾有过从海峡偷渡去台湾，向彼岛国防部讨个说法的冲动。

而更远的佐证是小时候读过的一篇课文，叫《一只驳壳枪》，讲的是一个老地主在临死前，把儿子唤到床前，瞪着眼，指着某一处地下就断了气。待儿子按其遗命挖地三尺，终于起出了一个匣子，里面有一本土改时留下的变天帐和一只闪亮的驳壳枪！照老汪书中提供的解读方式，这个老地主也是标准的“潜伏特务”，可那只在地下埋了许多年的枪不生锈吗？还有“打响”的可能性吗？

回头说老汪，他原籍安徽，本来书读得好好的，却卷入了89学运，并因此坐牢1年多。出狱无处谋生计，就流落到成都，租房打工，据说还卖过鱼。终于因在版式设计方面有天赋而混入了报社，并一直干到今天，已十几年了，这的确需要“潜伏特务”的耐力。老汪在单位，任劳任怨，像一架人缘极好的万能机器，但周围的世界与他陌生而隔膜，大家都不了解或不想了解他在饭碗之外做什么，有什么用。

由于受西方现代派作品的影响，老汪开头的小说很晦涩，朋友们都觉难懂。我曾和他探究难懂的原因，他却回答，脑子清楚的时候，他在忙饭碗；只有深夜回家，卸下外壳，钻进床底下面对电脑时，他才吐一口长气，松弛下来。此刻两眼恍惚，脑子不太清楚，各种纷乱思绪来势汹汹，他嘀嘀嗒嗒打字，由此上了瘾。他老婆也受到传染，有一段时间，两口子并肩写作，传为佳话。

1997年，我主编地下杂志《知识份子》，老汪捐助几百元，上了他早期的代表作《情结人》。这是一篇意识流小说，描述了“东方国家与西方国家即将开始的一场战争”，我做校对时，的确感到方块字如军团密密匝匝地涌过来，高尔泰的弟子李亚东读出一头冷汗，只觉出气浪和浓雾，却不得其解。我像破译密码似的，要他注意文中标出的黑体字——打回敌人老家去，它像古典音乐的主旋律，回旋了好几次，我说，你要用耳朵去读。

接下去，老汪的文字风格日趋明朗，犹如在气浪和浓雾中露出了矛头。1998年出版的《知识份子》第二期，登出了他的现实与寓言混杂的长篇作品《我们——集体主义语境下的写作》，朋友们都说到底能看懂了。于是老汪再接再厉，又炮制了《清醒者永远不可能醒来》等一批时事评论，并且用他刚出生的女儿的名字作为笔名，以向大伙暗示一种子子孙孙挖山不止的文字决心。国内一个二渠道书商大约被他的精神所感动，还冒险出了他一本小说集，当然，在市场上没引起任何反响。

我们共同的朋友李必丰的逮捕判刑对老汪有强烈的刺激。李必丰是一个不为人知的很优秀的行动主义诗人，89年卷入街头政治，判刑5年；98年，因把某地工人罢工上街的实况转播给海外，又判刑7年。在写作和民运之外，李必丰还热衷于算命和偷越国境，他的两边脸至今大小不一，据说是第一次或第四次越境被活捉时，叫边防军揍坏的。在《证词》里，我引了他3首诗，其中之一是：

但冬季过早地来临

我们的树木开始干枯

我们再也没有养份去供奉

于是我们的黑发被岁月的雪

冻得渐渐斑白

我们的皮肤像龟裂的田野

冬季来了

我们都爱冬眠

心脏累了

血液累了

我们在雪底下冬眠

我曾对老汪说，这种冷到骨头里的天才诗篇，朦胧派和第三代都写不出来。但老汪似乎只对李必丰算命的才华感兴趣，有一次，老汪向国内杂志《大家》投稿，彼主编来了热情洋溢的信，称“很快会用”，可李必丰当即起了一卦，为“未济”，爻辞翻译成白话就是：“小狐狸过河，打湿了尾巴。”——后来果然石沉大海。

他们之间的漫长友谊就这样开始了，李必丰为老汪算了几十次命，每次都是“事业”。甚至在风声鹤唳的逃亡途中，李必丰也不忘潜入汪家，为他占卦，还为他的新生女送一个大猩猩玩具。接着李必丰落网，老汪长期给他寄钱写信，文风也不知不觉趋向于纪实。在经历过一次抄家与母亲的亡故后，老汪感慨万千，好像一下子老了，他沉迷于回忆，沉迷于人和事的涌现和消失，他坐在电脑前——此时他已搬家，不再是经常出没于床下的那个年轻梦幻者了——血透过指间，一点点渗入冰凉的键盘。他泪眼迷蒙，自语道：“14年了。”一个纪实、梦呓、旁白、独白、引证、摘录混杂的长篇就这样出笼了，其中有落叶和爱情，而李必丰所带出的宿命的影子几乎席卷全篇。他甚至把友人从狱中寄出的信件也直接公布出来，这也是专制之下，世态炎凉之中，一个作家所能表达的不可抑制的道义。

一个无声无臭的民运失败者的“指尖淌血”的现状和道义只能如此曲折地表达出来，但是老汪算什么呢？一个同样无响无臭“潜伏多年的文学特务”的表达算什么呢？他的公开饭碗是媒体，是为统治者营造太平盛世神话的奴性的媒体，可他的私下身份却是谎言的敌人，就像奥匈帝国的银行职员卡夫卡在私下所干的。

卡夫卡太冷血了，他执意要在死后才公开自己的主要作品；我的朋友老汪可等不了这么久，他一直写，一直赔钱自印，一直免费往网上贴——但这离预期的反弹还差得远，迄今为止，还没人找上门来，指出“你的贱骨头里就是个特务”。

遍地干柴烈火的专制政权已忙得气喘吁吁，它只能活在“当下”，活在“快餐”里，否则它的合法性就会受到各方面的挑战，其中也包括老汪要求恢复自我历史及真实身份的挑战——这不，老汪以作家特有的方式向国家“自首”了，他写出了《中国地图》，写活了一个潜伏特务的经历。他要求有关当局因他的历史问题而处理他，以此证实他曾为一种信仰，一种目的而存在过——从某种意义上，这也是我们这一大群“有历史问题的”人的要求。

国家有责任处理它的敌人，但敌人又是国家制造出来的。如今，我们要通过“自首”告诉统治者，自己是如何被社会、时代、党和政府所多次强奸的。杀人灭不了太多的口，于是在强暴者的胁迫下，我们是否只能遗忘，还是遗忘，只有遗忘？

哈维尔在一篇文章里说过大意如此的话：布拉格之春以后，捷克人民因为胆怯而逐渐屈服了，世俗化了，只有捷克的知识份子没有屈服。可在中国，知识份子似乎比人民看得更透，也垮得更彻底。**血案之后，老右派王蒙们“告别了革命”；80年代的先锋派作家们摇身一变进入市场，发家致富，充分享受善于妥协带来的“创作自由”。汉学界看好的李锐回归时光倒流的凝固乡村，以功利性的民族意识抗拒殖民者的语种霸权；而内外走红的余华甚至在西方公开说，他没有禁区，什么都可以写。那我想问，他写过《中国地图》吗？或者像里面的老特务，有过向公安机关自首的冲动？他是否可以谈谈一场大屠杀对创作的影响，或者没有影响？

老汪通过小说，终于道出自我多年不可告人的秘密，他由此在眼花缭乱的转型期历史中成为一道界线，一个不可忽略的作家。但愿有更多的作家读了《中国地图》之后，天良发现，向党和人民自首，交代从1949年以来，或者从1952，1955，1957，1958，1959，1962，1964，1966，1967，1976，1978，1984，1987，1989年以来的可耻行径——一部有血有肉的真实的文学史才有望在百年后构成。

2006年1月8至12号在中国西南某小城